失业率反弹与劳动力短缺并存，

全球劳动力市场需系统性改革

【摘要】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旗舰报告《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2024年趋势》。报告指出，虽然全球经济环境前景不明朗，但就业率增长仍具有弹性。报告预测，2024年全球预计将新增200万名求职者，将导致全球失业率从2023年的5.1%反弹至5.2%。到2025年，全球男性的参与率将超过女性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青年失业率仍然是一个挑战。人口老龄化的高收入国家依然面临劳动力供应减少的结构性问题。

一、失业率反弹与劳动力短缺并存

2024年全球失业率反弹的同时，一些具体行业的就业缺口却在不断扩大。这种矛盾的现象折射出全球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平衡的现实。

劳动力短缺普遍存在。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缺口仍然大于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并且熟练劳动力的短缺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23年，高收入国家的就业缺口率为8.2%，而低收入国家为20.5%。

劳动力短缺是劳动力市场不平衡的特征之一，当雇主缺少雇员且无力填补职位空缺时，就会出现劳动力短缺。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失衡往往是由结构性因素造成的，短期失衡可能是周期性因素驱动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对大量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不但出现在低收入行业，也出现在高收入行业，而且不仅仅出现在高收入国家，也出现在发展中国家。人们越来越担心：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在本质上是结构性（长期）的，而不是周期性（短期）的。例如，欧洲发达国家在建筑、信息通信技术、制造业和医疗保健等部门长期缺乏劳动力。亚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熟练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由于长期大量的劳务输出，部分东欧国家的劳动力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

相比之下，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将在2030年后经历人口结构转型。未来几年将有数百万新进入者进入劳动力市场，非洲以及亚洲和太平洋部分地区的国家将继续面临的就业短缺而非劳动力短缺。这些全球不平衡情况将挑战政策制定者制定明智的移民政策和技能倡议，以支持和开发人口不断增长的地方劳动力市场，解决最紧迫的劳动力和技能短缺问题，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社会凝聚力。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更准确地预测目的地国家职业和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在劳动力资源过剩的国家加强教育和培训体系。

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劳动力供给。疫情期间，全球经济非常依赖物流、医疗等关键部门提供的服务。农业部门的人工短缺将威胁到全球粮食安全，并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建筑工人的短缺会影响基础设施项目施工。劳动力短缺的公司难以在产品质量、创新能力和生产能力方面保持竞争力。例如2020-2022年，美国由于缺乏交通、医疗和社会援助以及住宿和食品服务业的劳动力，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

对于疫情后重回劳动力市场的群体，其工作时长和疫情前有所不同。2023年，除低收入国家外，其他所有国家的平均工作时间都低于2019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劳动力的利用率降低了。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雇主正在等待经济恢复而储备人才，也可能是因为大量雇员出现了健康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美国就有约28-68万人长期受到新冠后遗症影响，其总工作时间减少了2%-3%，相当于减少了20000-39000名全职工人。一些专家认为，新冠后遗症同样也是拖累欧洲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

溢出效应持续显现。老龄化等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溢出效应持续显现，这不仅损害了国家和企业的利益，还降低了国民收入。近年来，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导致各国贸易陷入了严重的动荡期。目前，高收入国家仍处于低速增长区间，通货膨胀迫使主要央行收紧货币政策利率，从而对全球金融状况造成不利影响。通货膨胀导致的居民生活水平下降，一般“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恢复”。地区冲突也可能在邻国和更大范围内产生溢出效应。

国际劳工组织对本轮巴以冲突的研究估计，自冲突开始以来，加沙地带至少失去了61%的岗位，至少18.2万人失业。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区，受外溢效应影响，估计有24%的就业岗位流失，约20.8万人失业。如果其他国家卷入冲突，预计该地区就业和经济损失将进一步增加。

二、促进劳动力市场复苏

经历了疫情后的短暂提升，劳动生产率又重回过去十年间的低速增长状态。虽然近年来全球投资保持增长态势，但大量的投资流向了服务业、建筑业等生产率相对较低的行业，降低了经济增速。此外，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对就业和整体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势不可挡的“慢变量”。人口老龄化将继续减少高收入国家的劳动力供应。雇主将面临人才池越来越小的问题，为了让老年人适应工作，企业将不得不调整工作流程。这可能会阻碍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前景。人口老龄化正在改变发达经济体的消费模式。首先，随着社会老龄化，储蓄和消费行为发生变化：较低的出生率和较高比例的老年人往往会产生增加储蓄和减少消费的效果。其次，对医疗保健和其他个人服务的需求增加，特别是在卫生部门，如果政策制定者不迅速采取行动，发达经济体当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可能会恶化，这在财政空间有限的国家尤其具有挑战性。

增长差异导致收入分化。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长期集中在数量有限的行业中。劳动生产率低增长导致雇员工资增长放缓，工资增长低或停滞不前的环境反过来又降低了雇员寻找新工作机会来提高工资的动力。相比而言，少数高生产率的企业往往能比绝大多数企业支付更高的工资，这种情况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高收入专业雇员的低流动性进一步拉大了企业间的生产力和收入差异。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同，国家间居民收入也出现了差距。预计2024年，二十国集团国家中的大部分国家，实际工资都会出现下降。近两年内，也只有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印度和土耳其的实际工资保持正增长，其中俄罗斯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最高，收入下降明显的国家是巴西（6.9%）、意大利（5%）和印度尼西亚（3.5%），大部分国家也正在遭受高通胀带来的痛苦。

就业和增长被置于天平两端。理论上，投资机会成本的提高会促使资源有选择性地流向生产率高和业绩不断增长的公司。然而，在现实中，疫情流行期间高度的不确定性、各国出台的非针对性的财政保护措施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过多资金流向低生产率的部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做法在疫情期间保住了很多就业岗位，拯救了众多原本难以为继的企业和家庭，但也扭曲了资本和劳动力的重新分配，潜在降低了就业增长对整体劳动生产力的提升。

例如，在欧元区出现了防止雇员流失的“劳动力囤积”现象。在2022年，欧盟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中有10%的公司保留了全部的雇员；在零售业，这个比例约为20%，略高于建筑业的15%。短期内，这种“劳动力囤积”有利于企业在短期内保证稳定的人力资源，保障员工的生计。从长期来看，它会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性，可能会对未来劳动生产率增长产生持久负面影响。

三、全球劳动力市场需系统性改革

改善工作条件，容纳更多劳动力。数据显示，工作条件艰苦的部门劳动力短缺更为严重。例如，卡车司机，清洁工，食品、物流等员工部门的离职率特别高。提高薪酬、增强社会认同和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可以扭转这一趋势。此外，女性收入普遍偏低，通过解决就业性别不平等问题，有利于改善劳动力市场。提升老年人的寿命和医疗保健水平有利于提升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程度。在高收入国家，近两年55岁及以上劳动力工人的比例从13%上升到22.5%，而在中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几乎从9.8%上升到17.8%。

更高效地转化技术成果。在后疫情时代，更多经济实体希望通过技术转型以快速获利，但普及新技术通常需要大量投资，这就需要国家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手段，如通过明确目的导向的创新政策和通过主权财富基金调动资源支持科技发展等。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可以提升经济产出并增加就业机会。持续的投资对专业人才有集聚作用，会不断刺激员工进行学习和创新，进而孵化出生产率更高、薪酬更丰厚的行业。本轮新技术的爆发集中在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物联网、远程医疗、可穿戴传感器和基于人工智能的医学诊断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进步明显，但社会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并未明显提升，这表明劳动力市场仍处于观望姿态。另外，大型科技垄断企业占有大部分资源，对后来者设置技术壁垒，进一步放大了科技不平等，阻碍了全球科技进步。对此，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制定了鼓励采用人工智能的政策。然而，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的气候下，相关技术转让似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障碍，这将阻碍发展中国家利用这些数字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探索国际劳务合作新关系。为解决行业劳动力短缺问题，一些发达经济体试行了双轨制全球技能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双边协定，是目的国投资于原籍国的技能培训，目标是填补发达经济体的特定劳动力缺口。这些计划也能促进原籍国劳动力的技能发展，致力于为目的地国、原籍国和受训者创造三赢局面。例如，在2018年，位于科索沃普里什蒂纳的海默尔研究所的960名护理专业学生中有60%选择了接受语言和技能培训，以便进入德国劳动力市场。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保证，雇主在雇员技能上有较高要求。

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对于就业弱势群体来说，非常需要提升技能以适应劳动力市场。对于普通求职者来说，与新技术配套的工作岗位要求其本人需要更加频繁地接受技术培训。快速变化的就业环境也意味着，岗位对技能的要求可能比学位的要求更高。尽管目前私营部门在创新方面的支出达到了历史新高，但公共部门的紧缩财政导致了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系统的投资不足。需要各国优先出台促进生产力增长和改善工作条件的相关教育政策。

（来源: 社会科学报）